年10月20日19时，红岩镇赤水村委会的办公电话响了。正在上班的村委会主任冉顺利像往常一样不经意地提起座机电话。
打电话来的是赤水村委会下村上任不久的村组长杨学鸿：“殡仪馆的电话号码是多少，说给我一下？”听得出，电话那头说得很急，冉主任立马跟问：“咋个些了，给是出什么事？”原来，杨学鸿的母亲刚过世，准备将遗体送往弥渡殡仪馆火化，正愁找不到联系电话。村委会干部后来得知，杨学鸿打给村委会电话前，俩兄弟也曾发生过争执，但他们最终作出决定：将母亲遗体实行火化。
杨学鸿的母亲一直由哥哥杨学平赡养，按照农村风俗，老人过世后自然由哥哥负责抬埋。得知母亲过世，杨学鸿前往奔丧吊孝，三兄弟便开始筹备母亲丧事，按照老人生前遗愿，要求遗体上祖坟安葬，但是，经过一番争执合议，三兄弟认为，母亲生前，三兄弟都尽到了孝道，死后没有必要太注重形式，白事办简单些，仪式简省一下，没有必要讲排场，还是火化算了。于是才有了村委会响起的那通急促的电话。
杨学鸿说：“当我提出来要火化后，我们三弟兄叫拢作了商议，大家都说说，想到这两天也是土*天，埋也埋不成，如果实行火化，一是卫生，二是环保，墓穴占地面积也小得多，请抬的人也少得多，只需要4个人就抬了，如果真正用棺材抬至少要8个人，还要4、5班人，费工又费力。活着么我们能孝敬的也孝敬了，母亲走后也希望她能早点入土为安。村委会开会时也宣传过，这种办下来么比大办能节约一大半钱，节俭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种么就是做客的也好，办客的也好，是一种好事。”
对于这番言论，说得可谓真切，真实地反映了农村操办丧事面临的困境。尤其是现如今农村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如何妥善料理丧事已成为死者家属不得不面对的比较棘手的问题。
应该说，杨学鸿三兄弟此举，难免让他们陷于乡邻们的舆论压力之中。在农村，有“逝者为大”风俗，逝者的遗愿往往不能违背，而对于上了年纪的老辈人，都希望死后能“入土为安”，对火化的倡议往往在心里上很抵触，这也是人之常情。自然，像杨学鸿兄弟这样的做法，难免被外人说成没良心、不孝顺之类，但他们还是做出了自己的最终决定。传统习俗根深蒂固，移风易俗谈何容易，但是，如果没有革新，社会就难以进步，所以，总要有一些人首先走出这关键的第一步，杨学鸿兄弟就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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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厚养薄葬”在全国各地已倡导多年。有的子女，老人生前不好好孝顺，不问老人康健，不系父母冷暖，甚至不赡养老人，丢了传统美德，乱了世道人心。不少人平日对老人不管不顾，死后却忙着抬埋“尽孝”，买最好的棺椁，修最派头的大碑大墓，在乡邻面前摆阔绰争“面子”。他们哪里知道，生不尽孝，老人带走的只能是悲凉凄苦，老人又怎可能因这后事的“格外重视”而欢欣？而在乡邻心中，无论你哭得多悲切，喊得多冤枉，心中早有评判，这岂不是自欺欺人？所以，亲在时，请“厚养”；亲不在，请“薄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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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追溯弥渡历史，先民们早有火葬习俗，有考古文物为证。我县朵祜村火葬墓群位于朵祜大村对面的山岭上，于年朵祜大队第三生产队开挖养蜂场时被挖出，面积约平方米。当时，在养蜂场范围内，农民挖出了大小不等的火葬罐近百个，罐内装骨骼、骨灰。据村里当天参加挖土的群众介绍，出土的火葬罐有黑灰陶、彩陶及瓶罐陶三种，据其容量大小，可分为大、中、小三种，火葬罐以彩陶居多，瓶罐陶次之，黑灰陶最少。据文史专家介绍，彝族历史上有火葬的习俗，故樊绰《蛮书》称：“人死火焚，而承以金瓶”，及至元代，火葬大行。自明代以来，彝族始改土葬。另外，年在弥城镇马尖山也发现了一定规模的火葬墓群。由此可见，在弥渡社会文明演化进程中，火葬不能算是新生事物，没有必要过分纠结，因时而变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轨迹。更何况，在大中型城市，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山林地用来安置土葬，遗体火化和入公墓埋葬已经推行多年，早已是移风易俗后很普遍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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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解决死人与活人争地问题，加强保护家乡的青山绿水，我县积极推行殡葬改革，出台殡葬改革*策规定，向全县公众发出“提倡遗体火化进公墓”的移风易俗倡议书，同时加大相关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在县域内建成殡仪馆1个，建成公墓4个，目前已全部投入使用，个别村组也开始探索骨灰灵堂试点建设。截止目前，全县已有例遗体实行火化，公墓入埋11宗，完成坝区迁坟余冢，全县殡葬改革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殡葬是一家之大事，也是一个地方之大事，关乎生态环境保护，关乎社会文明进步，关乎子子孙孙今后的生存发展空间。在此，小弥呼吁：响应殡葬改革号召，实行遗体火化，入公墓进行安葬，全社会应该共同行动起来！
文/向晓英董庞彦
图/向晓英郭洁部分图片来自弥渡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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