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正气为人师
——忆一九六二年张仃云南之行
并论“毕加索+城隍庙”理念的是或非
作者：谷嶙
张仃先生去世了!他像一棵巨松倒下了！他是国家文化建设的栋梁!他又像一幅山水画中要用浓墨重彩来表现，起压幅作用的大树消失了!他是当今中国美术家中依稀尚存、通古达今、博学中外、明辨是非、德高望重的画坛巨人！他是20世纪中国美术界一本大百科全书，留给人们许多应读和研究的课题。
▲年秋，在泰山玉皇顶写生，后立者为灰娃
张仃先生的一生正气凛然！众所周知:在十年“文革”中，他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难以数计的“批斗”，他没有为这些屈辱攻击而躺倒，事后也没有对围攻过他的人和事计较。“文革”之后他复出担任中央工艺美院院长一职，因年岁已高，没几年就退下来了。十年“文革”耗去了他旺盛的精力，晚年他对待人生处之泰然，年搬到红庙北里新居后，没多久他的前夫人病逝了!在20世纪末的这些年中，他过上了无官一身轻的生活，继续拿起毛笔，转向艺术的另一个领域——焦墨山水和篆书艺术的研究和创作，实践他“踏遍青山，读破万卷”和收尽奇峰打草稿的愿望。这段时期里，他的生活全靠理召先生(灰娃)陪伴和照料。他得以游历许多山川古镇，丰富了他作品的素材。可是逐渐找上门来向他求画索字的人越来越多，他应接不暇，不得不在门外贴出“家中不会客，有事请找院办”的字条。婉言拒绝了许多。
到20世纪90年代时，他搬到北京西郊门头沟九龙山去住，这里远离北京市区，交通不便，去登门找他的人少了，远离了人事纷杂的市区，他过上了半隐士的生活。年他写了一幅篆书条幅赠送给我：“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这是唐代诗人、画家王维居辋川时作的诗句，这两句诗正是张仃对自己在这里生活的写照。进入九龙山，迎面而来的是一片丛林掩映的山坡，往前走便见西面是一座林木繁茂的远山，山顶可见一片片白云，沿着北山向西的一条山道缓步而行，五六分钟便到达他自建的这栋面向东南的小楼。张仃先生在这里每天“悠然”地散步，迎着远山的“白云”，“归”到自己的屋里，看书作画，作篆体书法，清华美院不少教师都得到过他赐赠的篆书条幅。我先后得到过他三次题写的篆书条幅，一幅是“雅量高致”，一幅是“读破万卷，踏遍青山”。这些书题就是他的心声，也是他对今人的喊咐与期望。他就是这样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最后十多年的光景。
▲张仃京西九龙山住宅
20世纪的中国，是改朝换代、新旧交替最频繁、也是灾难最多的世纪。张仃出生在世纪初的东北，东北是日本侵略中国，制造灾难最多最早的跳板。九一八之后，张仃就是唱着那首流亡三部曲之一，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随着那一代流亡青年来到北京的。家乡的沦亡、遭受的苦难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抗日激情，拿起漫画作武器，从此走上人生的证程。浸画创作要有激情和正气，才能创作出感动人民的艺术。我们今天仍可从抗战期间出版的木刻漫画集中找到许多张仃当时的作品，其中一幅《收复失地》，描绘的是一个右手举着大刀、左手举着枪刺、头戴钢盔的战士在呐喊，粗犷有力的线面结合，须具有强烈的激情和正义感才能塑成如此有感染力的形象。
▲张仃年《收复失土》
年，张仃先生带领着李绵璐、黄能馥、梁任生三位研究生到云南去采风，研究收集民间艺术，我是作为教师到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写生，在大理和他们汇合上了，张仃先生很高兴我参与进来，为画少数民族人物形象多一个伙伴，我们一起到了丽江。在此之前，张仃先生通过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傅钟(他女儿在我院染织系学习)向云南省军区要来一辆吉普车(已为他们去西双版纳服务了)，然后绕道景东来到大理，现在这辆吉普车另有任务要调回昆明了。我们只好从丽江乘马车前往玉龙雪山。那时的丽江，尚是交通闭塞、人口稀少、尚未开发之地城里很干净，家家户户门外不远处都有雪山流下来的溪水，沟清澈见底。我们乘坐的马车经过一天翻山越岭、上下颠簸，很晚才到达玉龙雪山脚下的一个养马场并住了一夜。白天我们曾履步登高到了能看到冰川的云山坪，那里有一片离雪线不远的原始森林，高大的云杉松背面是壮丽的雪山峰……这已是四十八年前的事，当时的张仃先生尚不到五十岁，他也登上了这快到四千米雪线的附近。他的身体对云贵高原似不太适应，丽江古城的位置已是海拔二千米的高度。
第三天，由省里派来陪同我们并做向导的李伟卿先生，他是省群众艺术馆的负责人，他带领我们到离丽江城不远的白沙，去看一座古寺里的壁画，张仃先生满怀高兴，他当时作为全国美协的理事，有责任了解各地文化遗产的情况，可是到了白沙，发现这个寺庙早已被当地的人民公社当作仓库，两幅据说是明代的壁画在一间暗无光照的屋里，屋里满地堆放着粮食和杂物。张仃看到此景，当时没有说什么，回到宾馆后，晚间把李伟卿请来，严厉地批评了他，批评当地的文化部门不知道保护文化遗产，要他向省里反映。年我第二次去丽江，特地到白沙去看这两幅壁画，该寺庙已修复作一个旅游点，但来此的游客稀少，这两幅壁画所在的殿堂已修缮干净，但两幅壁画却已斑驳残破得难以辨认，据说壁画中人物头饰原是用真金贴绘的，旱已被人将之刮去，只留下破损难看的痕迹。
▲年，在云南写生。左起为张仃、李绵璐、黄能馥
丽江，是纳西族聚居的高原城市，曾经创造过象形文字东巴文和悦耳的洞经音乐。现在经联合国确认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古城，是茶马古道的起始点，由这里往西北过金沙江就是藏族地区中甸，现在叫香格里拉。往南去的大理在唐代时是以白族为中心的南诏国。云南地理从西北的高寒山区到南部的亚热带丛林，气候的变化之大，加上大山的阻隔使得交通不便和闭塞，也是形成多民族的一个原因。各民族都有自己古老的文化传说和不同历史，在衣着服饰上也因而形成各式各样的色彩和纹样，从工艺美术和民间文艺的收集整理研究来说，是太多太丰富了。
此次云南之行，我和他们随行的三个月中，张仃先生对他们三位研究生的许多知识的传授使我也受益不少。张仃要他们“先博后专”，先在基础方面多下功夫，博览知识和书籍，古今中外的都要，然后再逐渐地专注一门深人钻研下去。那时很强调“一专多能”的教学功效，要求学生毕业后是多面手。其实张仃先生本人就是这样一位多方面的专家，他既是水墨山水的国画家，又是一位装饰绘画的高手;他精通工艺美术，也熟知许多民间美术;他深知笔墨功夫在中国传统中的重要作用，也熟知西方现代艺术的毕加索;他研究过齐白石的写意水墨，后来又研究过黄宾虹的焦墨枯笔皴擦:他早年就结识了用装饰手法画漫画的张光宇。张们先生是个健谈的人，一路上他对我们讲过很多。从生活到工作，从工作到理论都有，他很重视笔墨功夫，他曾谈到“点”的重要作用，说中国水墨画里的“点”要有如高山坠石的分量，在装饰画中，有时“一点之美”成为画中焦点，万绿丛中一点红，齐白石画一盘樱桃题曰女儿口色，都会让人想到一点之美。
他还谈过曾经和艾青由四川到延安的路上两人化装成一主一仆闯过封锁线的情况。年在延安参加文艺座谈会，他说毛主席座谈会上的讲话几乎就是原文发表，没有修改一字，很敬佩毛主席的文才。他还讲到过在延安时的江丰，在大生产运动中穿着一身破棉袄带头苦干的情形，显然他对江丰在年被划成右派感到很惋惜，很不可思议。后来到年“文革”运动刚开始时，我记得工艺美院的一位政工干部曾给张仃写过一张大字报，“揭发”张仃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发言说“搞运动不要伤人”……我觉得这大字报的“揭发”，正好说明张仃先生为人是有正义感的。他不同于有些人习惯于搞政治运动就要“伤人”。前几十年中，政治运动一来有的人就喜欢整人伤人，甚至形成一种“宁左勿右”的风气，张仃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有正气的人。
▲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第四排左起：李丽莲、潘奇、唐荣枚、许珂、张水华、任虹、魏东明、宋侃夫、寄明、公木、范文澜。
十多年之前，到加拿大定居的朱军山，曾应台湾某文化单位请求邀请张仃先生到台湾去举办一次画展，可是展览的地点却只能安排在中正纪念堂，张仃不同意，他要求要排在中山纪念堂，为此未能达成协议，便一直未能成行。
丽江的行程结束后，回到下关，按原计划往西去德宏州，德宏有傣族的另一个支系(和西双版纳的傣族稍有不同)，此外还有景颇族等。这条线是抗日战争时期修筑的滇缅公路，由昆明经下关到和缅甸交界的碗町，一千多千米，年时仍然是未铺柏油的沙土路，由于吉普车回昆明去了，我们连同张仃先生共五人只得由下关乘长途公共汽车前往。这是一条艰险的公路，要三天的日程才能到达德宏，中途要跨经澜沧江的惠通桥和怒江的功果桥，大山大水，途经永平、保山住宿两夜，第三天晚上才到达德宏州的首府芒市。张仃先生由于长途的劳累和高原气候的不适，病倒了，李、黄、梁三位研究生只能陪同他就在芒市附近进行采风，两天后我一人和中央美院的尹戎生搭伴前往瑞丽。瑞丽是中缅边境交界线上的一个小县。半个多月后我便一人回到下关，又和他们汇集在一起了。在下关，我和李绵璐、梁任生去附近山区村寨画了些人物写生，回到下关，张仃看我画的一些少数民族妇女衣服上的花边服饰很仔细，他很赞同。约一周后，我们便一齐回到昆明，结束了此次滇西之行。不久，张仃先生一人乘飞机赴南宁，再乘火车回北京。那时，乘飞机还不像现在是件容易的事，记得四年之后年“文革”开始之初，张仃此行在昆明向军区借用的那辆吉普车，总共花去一千多元的汽油费，还受到行政部门大字报的一再批评。
▲张仃年《玉龙雪山》97X78CM
在去德宏的路上，张仃先生也对我们谈过关于毕加索的事，后来，在四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毕加索+城隍庙”成了张仃最大的“罪状”。他成为众矢之的，翻来覆去、没完没了被批斗的这句话，甚至成了张仃的形象代名词。华君武是美协主席，华君武原意是形容西方资本主义文艺加中国落后文化;然而这个从反面定性的原意，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却成了西方先进文化与中国民族民间优秀文化融会贯通之意，因而成为张仃形象的标志。
据我回忆:“毕加索+城隍庙”这句话中，关于毕加索，20世纪50年代初，张仃率团去欧洲他拜访过毕加索，大家皆知，他后来多次提到毕加索，说毕加索把他的艺术作品卖得的许多钱交给法国共产党作为他的党费。
至于城隍庙，是中国民间千百年来封建迷信供奉的神庙，城隍庙里那些牛头马面神佛鬼怪的塑像和壁画，是中国的民间艺人创作的，这种形式是中国老百姓习于接受甚至喜欢的，它具有很强的民间性和民族性，我小时候就去过老家的城隍庙、东岳庙等，我也对那些神佛鬼怪的塑像和壁画很感兴趣。我至今还记得童年时民间小调中的唱词：“初一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两边排，城隍老爷中间坐，大鬼小鬼齐进来……”中的民间艺人是很有浪漫主义才能的，他们把天上的神佛和地下的牛头马面鬼怪等塑造出具体的形国象来，那些大寺大庙一进门两边的四大天王、哼哈二将等，既威严又好看，难道不是艺术吗?至于神佛鬼怪的迷信内容，在科学文化普及的今天，谁也不会把《西游记》里的齐天大圣美猴王、玉皇大帝等及京剧《探阴山》里的包公探查柳金婵当作真有其人其事，都是当作艺术欣赏来看。张仃把现代艺术的顶尖人物毕加索和中国的民间艺术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和形式，这种勇气和精神难道不应该称赞吗?记得在“文革”之前，张仃在做报告，给学生讲课中，以及在“大跃进”中为农民诗歌作画中，他都强调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他早年的漫画创作和许多装饰画作品中，都体现着浪漫主义的思想情感，他设计的动画片中“哪吒”更充分体现了浪漫主义的想象，尤其是机场壁画《哪吒闹海》，从龙王、虾兵虾将等的造型到色彩，都看得出有“城隍庙”的影子。
▲张仃年动画片《哪吒闹海》之虾兵蟹将形象设计稿
记得“文革”期间，还有人把他早年为《漫画》期刊画的一幅题为“福赐天官”的讽刺画拿出来批判，意思是丑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干部。福赐天官是从前旧年画中“天官赐福”的倒说，民间口头感很强，说到内容，难道共产党时代就没有贪官，就没有该揭露和讽刺的必要吗?张仃敢于用诙谐的漫画讽刺这种现象，正说明他的正气十足。张仃赞赏毕加索为反法西斯、为正义、为和平而作的《格尔尼卡》《和平鸽》等，他知道毕加索的艺术创作灵感来自非洲艺术的影响，非洲艺术具有强烈的刺激感，朴实、纯真、粗犷，中国民间艺术中也有不少相同或类似的特点，城隍庙艺术就是其中之一，它的来源是民间，经过艺术家的加工改变，便创作成可登大雅之堂的现代艺术。
“烂鸡里面还有一块好肉”更是张仃被认为“替资本主义腐朽文化唱赞歌”的罪行。我想，改革开放已三十多年的今天，西方现代艺术大量涌入中国，这许许多多五花八门的“前卫”“表现”“先锋”及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个、那个派充盈各种展览和画廊，其中不知有多少是真正的“烂鸡”，还受到吹棒，而当年张仃只是说有“一块”好肉，就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现在则整个“烂鸡”搬进来也没有人觉得臭，相反，还有不少人唱赞歌。
张仃的一生充满正气，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他是一位既有民族情感和气节，又对民族民间文化有深厚修养，对西方现代艺术又能取其精华、兼收并蓄的大家。
▲张仃年《丽江老街》68xcm
▲作者：谷嶙
谷嶙简介
云南昆明人，年进云南美协，年随云南省文联赴滇西大理专区弥渡县山区土改，解放初期创作年画、门画、及宣传画，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甚多，并获过一等奖。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学习，导师有吴作人、董希文、戴泽、韦启美等教授，年毕业。同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合并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建立，国家分配任教绘画基础课，年被评为教授，学生遍及国内外。年退休。中国美协会员，现为中国老教授协会艺委会委员。年曾随全校下放河北省获鹿县部队农场三年农业劳动。其间曾被借调到“西柏坡纪念馆”及“石家庄”“白求恩纪念馆”作画，做了一些太行山风景画及白求恩的主题创作画。
—END—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小编。